2023年，是全球经济全面走出疫情冲击阴影的第一年，也是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全面优化调整后的第一年。全球经济能否在战通胀中实现平稳过渡，中国经济从“至暗时刻”中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复苏？消费是否能够担起支撑中国经济的重任？在断链脱钩的大趋势下，如何真正振兴市场主体信心和扩大消费，使其成为创新动力(310328)，帮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在这个重要转折点上，为更好地了解政商学界对全球经济和秩序的信心和远见，《财经智库》、《财经》杂志、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连续第四年组织了“全球经济信心指数调查”。调查对象为全球杰出的经济学家、政商学界领袖和财经媒体专业人士，以期凝聚各方智慧共识，解析全球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前路提供指引。
为确保问卷调查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家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探讨设计“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模型和问卷。
2023年度调查的有效受访者共801名，其中，企业界占37.1%，金融机构占16.2%，学界占13.4%，媒体界占16.5%，政府机构占8.1%，境外人士占3.9%，匿名为4.9%。
2023年全球经济仍将经受乌克兰危机、高通胀和产业链重组等冲击，由于高通胀持续，不少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可能会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冲击；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对欧洲以及更多地区的经济正在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美国持续推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也给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带来了严重困扰。总体看，经济增长仍处于复苏与调整期。但随着全球基本走出疫情阴影，全球贸易和投资有望进一步恢复，东南亚等不少地区经济有望快速增长，受访者对全球经济总体仍然保持相对乐观的判断。
2023年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正常，促进经济恢复发展的各方面因素互相促进，预计与2022年相比中国经济整体将呈回升态势，政府工作报告对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确定在5%左右，受访者对全年经济多持相对乐观预期。鉴于2022年经济增长基数较低，随着复苏进程中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消费回暖，决定经济发展态势的投资消费等都将不同程度恢复。中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上的先发优势，也将支撑实体经济逐渐恢复发展。
但2023年中国经济“三重压力”仍然存在。从国际看，美国对高技术产业的持续围追堵截，以及东南亚等后发国家加速追赶正对中国形成不小的竞争压力。从国内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和金融风险仍然较大，就业形势还未根本好转，中国经济恢复面临的各方面风险和压力仍不可小觑。受访者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回升首先是要真正把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要着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其次要采取措施积极促进消费增长，持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此外，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减税降费，持续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并且要促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回升，着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防范金融风险。在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产业布局剧烈调整、各国产业竞争更趋激烈的背景下，外商投资下滑趋势应引起高度重视。需要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增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
一、全球经济仍处于复苏与调整周期，高通胀与乌克兰危机是2023年最重要风险源
全球经济进一步走出疫情阴影但不同区域差异很大，东南亚等地区有望较快增长并对全球经济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2023年是全球全面走出疫情影响后的第一年，也是主要经济体度过疫情后调整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渐趋正常的第一年，虽然主要发达国家仍然面临高通货等压力，但全球经济的不少区域有望出现复苏态势。在本次信心指数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2.2%）认为全球经济增长将小幅加快，认为全球经济将小幅放缓或大幅放缓的约占30.0%（见图1）。综合来看，根据扩散指数法计算的2023年全球经济信心指数为132.1，显著超过100的荣枯线，说明受访者对今年全球经济仍然拥有信心（信心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200”之间，100为增长放缓和加快的临界值，取值在80以下表示“明显放缓”，80-90表示“中度放缓”，90-100表示“轻度放缓”，取值在100-110表示“轻度加快”，110-120表示“中度加快”，120以上表示“明显加快”）。
对东南亚、印度和中东等地区的乐观预期是驱动受访者对全球经济保持相对乐观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于2023年初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大幅减速至1.7%，这是近30年来全球第三低的增长速度，仅次于新冠肺炎大流行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衰退。冲击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为遏制极高通胀而正在采取系统性的紧缩政策，另外乌克兰危机也可能对欧洲经济造成持续的严重冲击。受访者对不同地区的经济预期反映了这种担心，其中，受访者对欧洲地区的信心指数只有68，远远低于100的荣枯线水平，而日本和韩国的信心指数也在100的荣枯线以下，但受访者对美国的经济预测仍较为乐观，信心指数值为112，特别是对东盟、印度和中东地区的经济保持乐观的态度，显示了这些地区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加持下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见图2）。
与2022年的高基数相比，2023年全球贸易可能会显著下调，跨境投资预计将低位徘徊。
2022年，全球贸易克服了2020年和2021年的货运价格飙升、关键零部件如芯片受阻缺货等因素，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主要发达国家平均录得了15%以上的快速出口增长（见图3）。例如，美、英、法、德、日2022年的出口增速分别达到18.4%、28.5%、19.5%、14.1%和18.2%，显著超过2020年-2021年。2023年，一方面受2022年高基数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不少发达国家经济下行需求增长潜力下滑，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带来紊乱的多重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会显著下滑，但与正常年份相比仍处于较好水平，相对于2022年多数受访者对2023年的全球贸易形势仍具有相对乐观的预期。根据OECD、IMF和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2023年的全球贸易量增速分别为2.9%、2.4%、1.6%，分别较2022年下滑2.5个、3.0个、2.4个百分点。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跨境投资一直保持在较平稳的水平，没有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全球FDI流量在2007年达到1.9万亿美元的峰值后，直到2015年和2016年才短暂超过2万亿美元，但大多数年份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绿地投资的波动幅度显著小于FDI，2008年后基本保持在8000亿美元左右，但2018年以后有显著下降趋势（见图4）。2022年全球的FDI数据没有统计，但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0%。2023年，在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多重压力，特别是面临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因素下，跨境投资可能会继续呈现低位徘徊态势。
乌克兰危机、高通胀和全球产业链重组是2023年全球经济的三大风险源。
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中的一个最大变数是乌克兰危机。俄乌冲突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已经爆发一年有余，不仅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还对欧洲和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的打击。目前，俄乌冲突仍在持续，能否在2023年成功找到和平解决方案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发达国家仍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2023年1月，美国的CPI同比增长幅度为6.4%，法国和德国的CPI指数分别高达6.0%和8.7%，韩国的CPI同比增长也达到5.2%，最为严重的是英国，2023年1月CPI指数高达10.1%。为应对通胀压力，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有些已经出台、并将继续出台提高利率、紧缩货币供应等调控政策，例如，2023年1月，美国的企业债券收益率攀升至5.0%左右，韩国的存款凭证收益率达到3.8%，英国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达到3.4%，法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和德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分别达到2.7%和2.0%（见图5）。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国际资金流动性很强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利率水平大幅上升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带来沉重的资金外流压力。
受访者对全球经济主要风险点的判断反映了2023年全球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65.3%的受访者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俄乌冲突的持续对全球经济冲击进一步扩大，有超过一半（54.9%）的受访者担心全球高通胀现象持续较长时间，并进一步引发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缩和经济衰退。54.6%的受访者担心逆全球化导致全球产业链被迫重组和调整。与这几项风险相比，受访者对其他风险，包括突发事件、全球新冠疫情反复或变异风险、能源危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极端气候事件方面的担心程度显著较低（见图6）。
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经济秩序回归常态，2023年中国经济稳定回升可期
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乐观。
能否真正走出疫情影响的“至暗区间”，特别是会否出现疫情反复，是影响2023年经济的重要因素，对此受访者普遍表示相对乐观的态度。受访者中，78.9%的受访者认为2023年中国经济有望走出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与2023年春节期间，我国经历了大规模返乡流动，但没有出现明显的疫情反复有关。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受访者对2023年宏观经济的预期。14.0%的受访者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超过一半（53.6%）的受访者认为相对乐观，还有约22.1%的受访者保持中性态度，认为今年经济相对悲观或悲观的比重合计只有10.4%。总体上，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指数达到157.2，处于乐观区间，这也体现了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有3.0%的低基数影响（见图7）。
中国出口可能面对重大压力，警惕成为经济增长拖累因素。
2022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达到3.5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0%（以人民币计算增长10.5%），出口较快增长对拉动2022年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202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出口面临较大的下滑压力，10月-12月的月度出口分别增长-0.3%、-8.7%和-9.9%。2023年，我国对外出口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除了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需求不振，中国出口的风险还叠加对中国“脱钩断链”、中美冲突下的替代效应等因素，产生的下滑深度可能比预期要大。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口下滑压力。RCEP协议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量，是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2023年2月21日，菲律宾参议院批准RCEP协议后，RCEP在全部15个成员国间全面生效。这对推动构建更紧密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全面提升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有着更大作用。受访者普遍认为RCEP实施对促进中国出口会发挥重要作用。其中，47.8%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五年将在签约国之间带来5%-10%的贸易增长，21.2%的受访者认为RCEP有可能带来10%-15%的贸易增长，还有11.5%的人认为贸易增长量将在15%以上（见图8）。
虽然面临收入增长约束，但经济恢复有望扩大就业并助力消费增长。
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中之重，也是提升人民群众经济发展获得感的重要内容。虽然扩大消费面临不少障碍，受访者对2023年居民消费增长的看法总体较为乐观，共有56.2%的受访者对2023年消费增长感到“乐观”或“相对乐观”，持中性态度的近30%，表示悲观或相对悲观的只有14.8%（见图9）。
无论是与其他国家比较，还是与中国自身历史状况比较，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严重偏低，说明背后存在着制约消费增长的体制和机制障碍。2021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8.5%，比2020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但仍然显著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直至2000年前后50%左右水平，更显著低于国际一般比重（2016年全球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重分别为64.9%、51.4%和59.8%）。对于制约居民消费复苏的主要障碍，受访者中高达75.3%的人认为是“过去三年收入减少，家庭财富不足”，69.5%的受访者认为是“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的信心不足”，对收入的信心不足与就业形势密切相关，56.2%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形势不乐观”是重要因素，此外，列第4位的因素是“医疗教育等支出压力大”。总体来看，居民手中的财富水平，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是影响消费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见图10）。
房地产投资仍不乐观，民营经济信心提升是扩大有效投资的最重要支撑。
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快变量，是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经从25%以上逐步下滑到2021年的4.9%和2022年的5.1%。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投资增长抱有较强的信心，共有接近60%的受访者对今年的投资增长感到乐观或相对乐观，有28%的受访者持中性态度，认为“相对悲观”或“悲观”的只有12.4%。但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偏向担忧，说明房地产投资并不是支撑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2020年至202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7.0%、4.4%和-10.0%，虽然2022年底以来，国家为支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连续出台了系列政策支持，但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看法仍然高度分化，总体偏向略不乐观。受访者中，约25.0%的人对房地产市场表示“乐观”或“相对乐观”，有28.5%的人表示“相对悲观”或“悲观”，其余43.7%的受访者看法为“中性”。
在房地产投资不太乐观、基础设施投资潜力有限的情况下，2023年中国投资增长态势更多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鲜明提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强烈的政策倡议及信号下，本次问卷调查受访者有52.56%对民营经济的信心“小幅提升”，8.99%的受访者认为会“大幅提升”，23.6%的受访者认为将与2022年大致持平，认为民营经济信心将“小幅下滑”或“大幅下滑”的比重两者合计只有14.8%（见图11）。民营经济信心提升，将不仅能够扩大民间投资，支撑我国高效率投资更快增长，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切实提升民营经济信心，则需要进一步的机制和制度保障。
三、虽然面临多重挑战，2023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仍有优势条件和发展机遇
中国已经建立了系统、全面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具备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独特优势，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上仍有较强的内生动力。
从全球来看，虽然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但其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这种影响表现为多个方面，首先是疫情带来的全球化重塑和产业链区域化的新趋势。长期以来制造业在全球的布局主要基于成本和效率原则，但疫情冲击使产业链安全保障能力成为制造业全球布局的重要新因素，55.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2023年全球制造业的最主要态势。此外，51.2%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带来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转变，31.3%的受访者认为疫情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持久冲击，这进一步推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最后，36.0%的受访者认为各国为了对冲疫情冲击，纷纷出台各类经济刺激政策，引发了金融市场动荡，也对全球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带来冲击。
全球制造业仍将经受新冠肺炎后遗症影响的情况下，受访者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发展仍然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10.9%和52.9%的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制造业发展态势表示“乐观”或“相对乐观”，合计比重达到了63.8%，27.2%的受访者表示“中性”，只有9.0%的受访者表示“相对悲观”或“悲观”（见图12）。
在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前有发达国家打压，后有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态势下，受访者对中国制造业的信心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中国已经建立了系统、全面和坚实的产业基础，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条件。例如中国的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在较短时间内就具有了较强的全球竞争优势，今后一段时间在这一领域仍将有较大的空间；二是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巨大的生产规模有利于摊销巨大的研发成本，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发展方向不确定的产业，可以同时在多个技术方向上进行实验和突破。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不仅有电动汽车技术，在氢能等其他技术路线上也有不少地方、不少企业在跟进和研发创新。这一优势还有利于中国在诸如生物科技、新材料、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产业等技术变革较快产业获得较好的发展机会；三是中国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期，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技术，使中国规模巨大的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和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具有了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和重新焕发生机的机会，传统产业的先进性改造方面也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钢铁等产业都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国际竞争力，预计全产业生命周期都将显著长于其他国家。
绿色低碳转型是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机遇。
受访者对当前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主要机遇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对制造业总体态度的判断。52.9%的受访者认为，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光等新能源的生产和规模化应用是2023年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机遇，另外分别有38.8%和33.5%的受访者认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绿色供应链和低碳零碳工业流程再造，以及储能技术是最具成长前景的行业。这体现了受访者对新能源产业这一发展新机遇的重要认可。为了支撑新能源产业发展，受访者对储能技术发展、化石能源清洁低碳利用技术和能源效率提升的潜力都较为看好，此外，废弃物处理和循环利用业加快发展也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见图13）。
除具有国家战略支持外，新能源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存在居民消费意愿等多方面的支撑。从调查结果看，目前中国居民对绿色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还较弱，但这也意味着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需要消费者为减碳行动支付一定的成本”这一问题，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消费者对此处于“少数人有认知，但几乎无人愿意承受一定的成本”的状态，有3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处于“多数人有认知，但其中仅有少数人愿意承受一定的成本”的状态，两者相加已经比重达到87.6%，只有约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多数人有认知，这些人一般愿意承受一定的成本”的新阶段（见图14）。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低碳产品支付更多费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空间会更大。化工新材料是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中之重。80.4%的受访者认为，新能源和新材料会对中国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推进起主导作用，还分别有近60%和40%的受访者认为电子化学品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将会对化工新材料产业起到重要的需求引领作用。
四、“三重压力”仍然存在，中国经济恢复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风险和挑战
多数受访者对就业形势、中美关系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存在不小的担忧。
就业是民生之本、消费之基。2020年-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就业形势持续下滑，就业压力较大。2022年4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一度升高至6.1%，特别是16岁-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在2022年7月升至19.9%的年内高点，2022年底仍为16.7%，全年就业压力较大。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仍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就业方面仍将继续承压。受访者中，34.4%的人认为2023年的就业形势“很乐观”或“乐观”，27.8%认为将与上年大致持平，有37.7%的人认为“不乐观”或“很不乐观”（见图15），考虑到2022年就业形势总体压力较大，受访者中认为“与上年大致持平”也相当于认为就业压力仍然较大。综合来看，受访者对今年的就业形势仍然较为担忧。
受访者对2023年的中美关系走向明显偏悲观。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产业持续升级，美国对中国经济，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打压力度越来越强。继2018年特朗普总统开展以大幅度加征关税为主要特征的经贸摩擦以来，拜登政府又通过“芯片法案”、“通胀法案”等，持续推动在集成电路、信息等诸多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断链”，试图全面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总体来看，当前仍然处于中美两国激烈竞争的阶段，短期内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众多，前景尚不明朗。受访者中，只有14.0%的人对2023年中美关系走向持“乐观”或“相对乐观”的态度，有38.0%的受访者持“中性”态度，但有高达48.0%的受访者对中美关系表示“相对悲观”或“悲观”，说明受访者对中美关系总体看法较为悲观（见图16）。
受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本地化发展的影响，受访者认为2023年中国产业链外迁有可能进一步加快。随着经济发展，部分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以及电子信息的加工组装环节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普遍规律。二战以来，全球已经出现了三轮较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分别是1950年前后美国将劳动密集产业向日本、德国等国转移，1970年前后日本和欧洲将低端产业向“亚洲四小龙”地区转移，以及1990年前后全球产业继续向中国大陆等地区转移，这三轮转移基本上呈现20年左右一轮的特征。自2010年前后，中国也陆续出现了产业外迁现象。但近年来，在产业自发转移的基础上，中国产业链转移还承受了来自以美国为首发达国家的政策打压和诱导压力。展望2023年，受访者中有14.5%的人认为中国部分产业或供应链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快”，44.2%的人认为会“有所加快”，两者合计占比达58.7%，显示了受访者对产业过快转移的担忧（见图17）。
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市场和民营经济信心等也是制约2023年经济恢复的重要风险点。
2023年中国经济既有新一届政府班子施政第一年的政策支持因素，也有疫后复苏的内在反弹动力，但仍然要继续面对“三重压力”的制约。从对经济运行的风险角度看（见图18），根据调查结果，排在第1位的是国际市场风险，特别是美国进一步强化对中国高科(600730)技“脱钩断链”的程度和速度会直接影响不少产业的发展，高达65.3%的受访者对此高度担心。列第2位和第3位的是房地产市场持续回落以及相应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重，在2023年房地产市场难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收支压力预计将持续存在，不少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可能很重，甚至产生部分民生保障难以落实的风险。
列第4位的仍然是民营经济信心问题，虽然不少受访者认为民营经济的信心将比2022年有所增强，但仍有37.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这也说明当前的民营经济信心仍然存在不稳的问题，只有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真正落地见效，才能从根本上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五、总结与展望：高通胀和乌克兰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着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和积极扩大消费是中国稳经济的重中之重
2023年，全球经济仍然必须面对新冠疫情引致的劳动力减少和高通胀等长期影响，还要应对全球产业脱钩断链带来的全球经济秩序紊乱，并叠加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对欧洲经济带来的沉重打击，虽然东南亚等地区经济可能强势增长，但总体看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不及预期，并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需增长带来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2023年增长目标确定在5%左右，这既体现了今年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有利因素，也充分考虑了各种风险挑战。中国经济既有新一届政府开始施政后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还有疫情防控调整经济秩序恢复以及上年发展基数较低的有利因素，也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犹存的压力，但总体看，机遇仍然大于挑战，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相对乐观。中国经济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较好的优势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以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要方向的诸多领域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发展机遇。受访者认为2023年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前四个产业分别是新能源、可循环新材料等绿色低碳制造业，新能源汽车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经济服务业，以及医疗设备、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此外，在养老健康、文体娱乐和休闲旅游业等方面也有重要的发展空间（见图19）。
既有发展潜力的充分释放，更需要进一步推进深化改革和综合施策。2023年中国稳经济最重要的政策（见图20），首先是着力提振民营经济的信心，民营经济是最有活力、最有效力的主体，是解决就业的主战场，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推进创新的重要主体。其次是要采取措施积极促进消费增长，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要提高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而消费恰恰是最重要的动力所在。还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减税降费，持续降低实体经济成本，进一步为企业松绑，让广大企业轻装上阵。近两年来，受疫情反复、全球供应链调整等因素影响，外商投资向外转移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提高营商环境国际化水平、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具有重要性，也具有紧迫性。此外，促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回升，着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防范金融风险，也应该是今年工作的重要着力方向。
